明代暗绿地织金纱通肩柿蒂形翔凤短衫

明代葱绿地妆花纱蟒裙

        在中国历史上，服饰一直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、个人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符号，历代正史中几乎都有《舆服志》。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指出，“一部服饰史所涵盖的问题，包括了：原料、工艺、成本、文化性格、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。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，那么服饰变革也不会太大，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，穿着才会发生变化。”
        嘉靖年间，平民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一改明初朴素守制的情形，而走向华丽奢侈，甚至逾越礼制。其一是“复古”，士大夫阶层纷纷追捧“复古”格调的巾饰（帽子），据顾纯元记载的名称就有“汉巾、晋巾、唐巾、诸葛巾、纯阳巾、东坡巾、九华巾、玉台巾、逍遥巾、纱帽巾、华阳巾、四开巾、勇巾”。其二是“奇异”，“间有少年子弟，服红紫，穿朱履，异其巾袜，以求奇好”。江南松江府，先是流行“胡服”，之后又热捧“阳明衣、十八学士衣、二十四气衣”，发展到最后，男女衣服混杂、互穿竟然多有普及，老先生们无不痛心疾首，“又有女戴男冠，男穿女裙者，阴阳反背，不祥之甚”。其三是“僭越”，最令在位人惊愕的，莫过于对官服的模仿。明代官服分为冕服、朝服、公服、常服，但当时的商贾百姓胆大得很，居然一一模仿，尤其是平民女子，其着装服饰已然有模仿皇后王妃的整体趋势。
        《品味奢华：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》一书分析指出，晚明妇女的流行时装往往由妓女所带动，她们引导社会流行时尚的形成。在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南方中心的南京，秦淮河青楼女装的仿制扩散速度甚至可以超过朝廷公文呈递。戏剧自元代以来成为大众娱乐最重要的内容，出现了明星化的戏子，粉丝崇拜、服饰时尚并非现代社会的独创。在明代，南京—苏州成为流行服饰时尚的双中心。这自然让我们注意到明代中后期棉纺织业的技艺进步、规模和产能扩张，从本质上说，以往被作为奢侈品的华丽服饰，正是因此而成为大众用品。
        明代人口剧增、恒定的科举录取率客观上造成绝大部分读书人必须直面谋生之道，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只可能在城市化的手工业、服务业特别是文化娱乐产业中找碗饭吃。在晚明服饰流行的风潮中，品位、样式乃至舆论炒作，都少不了士大夫的参与。
        但就是这样一个阶层，其成员只要没有彻底变成贩夫走卒，仍然不会泯灭对人上人待遇的追求，仍然不会改变优越感的自诩。士大夫阶层于是开始一边借着经商卖书度日，一边发表文化批评，大呼人心不古、国将不国，他们将暴发户们在穿着上的僭越认定为灾祸，要求国家下令制止。明代士子洪文科甚至呼吁朝廷设置“巡巾御史”，专门在各地逮捕并痛打那些不合官定服制者。
        从史料记载的士大夫主张来看，除基于违反礼制的严惩理由之外，他们还挖空心思将奇装异服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，找出汉末梁冀和董卓、晋末五胡乱华、唐代安禄山等故事，提出“服妖”之说，且想方设法从审美角度去诋毁“东施效颦”，讥讽而言“习俗奢靡，愈趋愈下……恬不知愧，愚俗无知可笑也。”
        过去的史学家在看待晚明时期服饰艳丽化、奢侈化问题的时候，多嘲讽甚至激烈批评。有论者认为，明朝后期的老百姓耽于享乐，整个民族不思进取，所以才带来了灭朝之祸。消费主义的贬义同义词就是享乐主义，但却非害国之尤。一方面，回路性的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消费这一环节，否则无法持续。不管宋明大儒如何强调天道人心，然而人口剧增、恒定的科举录取率使士子出仕比率降低，士大夫唯有经商才能谋生而保证社会体面。另一方面，象征着身份地位的服饰，以及礼制确定下的其他符号体系，事实上构建了明朝的社会人等二元制，这必然亦步亦趋朝着之前若干王朝阶级矛盾恶化的预期前进。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如果能在那个时候实现媾和，开放僵硬体制，本来是有机会改变前述惯性周期，而真正推动自发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起步的。
        丧失了独立思考立场和尚武精神的中国古代士大夫，对流行服饰时尚的批评，实际上折射出这部分人从社会中坚到边缘败类过渡的惨淡现实，他们的存在与作为不再能决定国家命运。而在清代帝王对文士阶层的制度性高压下，听话的士大夫变成了皇家统治的留声录放器抑或化妆师，最后竟有宠物豢养的下场。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工具性、折损了创新可能，在清朝重新取得对社会经济的严酷控制之后，江南商业仅仅成了爱新觉罗氏私产增收的一种平台。
        而今审视明代士子对服饰僭越问题的批评，颇感其与今日种种捍卫正统的理由类似。过去的士大夫容不得商人穿件儒生服，今天的一些文化学者、政府官员恐惧学生染发、上网、奇装，数百年古今对照，我们总在徒劳的符号意义控制与反控制中打转，这是何样的诡异与昭示？

《品味奢华：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》
巫仁恕  著
中华书局
2008年8月